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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字玉壁,红尘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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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笔记1,稻草人手记

第三十四章,亚历山大

  大概,如同一个比许多同龄人活得更长的老人会感到无限空寂一样,这天晚上科斯托格洛托夫在病房里已经觉得待不住了——“是时候了,我也该走了”,虽然没有一个床位是空着的,病房里还都住满了人,老问题又被当作新问题摆在他们面前:是不是癌?能不能治?有什么别的有效办法?

大概,如同一个比许多同龄人活得更长的老人会感到无限空寂一样,这天晚上科斯托格洛托夫在病房里已经觉得待不住了——“是时候了,我也该走了”,虽然没有一个床位是空着的,病房里还都住满了人,老问题又被当作新问题摆在他们面前:是不是癌?能不能治?有什么别的有效办法?傍晚,作为最后一个离开病房的人,瓦季姆也走了,因为胶体金已经送到,所以他被转到放射病室里去了。这样一来,病房里的老病号只剩下奥列格一人,他把一张张床位反复看遍,回想着每一张床最初住的是谁,先后死了多少人。不过数了数,死去的人似乎并不算多。病房里窒闷得很,外面又是那么暖和,所以科斯托格洛托夫睡前把一扇窗子打开了一道缝。春天的空气隔着窗台向他滚滚扑来。在医疗中心的围墙外,是一些小院落,那儿的房子又旧又矮,从这些小院落里也传来春天的活跃声息。由于隔着医疗中心的砖墙,这些小院落里的生活情景是看不见的,但此时可以清楚地听到各种声响——时而传来关门的声音,时而又传来喝斥孩子的声音;有醉汉的狂言乱语,有唱片的瓮鸣;而熄灯之后,已经很晚了,还可以听到一个女人以深沉有力的低音拖声拖调地在唱,不知是伤心还是得意:一个矿工小伙子呀,被她带呀带回了家……所有的歌儿唱的都是这类内容。所有的人想的也都是这类事情。可是奥列格必须想点别的。明天得早点起床,也需要保存一些体力,可是偏偏这一夜奥列格怎么也睡不着。要想的和无需想的一切全都浮现在他的脑海里:跟鲁萨诺夫还没结束的辩论;舒卢宾还没说完的话题;还有他自己要向瓦季姆阐述的一些论点;也有被枪杀的茹克的脑袋,以及昏黄的煤油灯光映照下卡德明夫妇那栩栩如生的面孔——当他向他们讲述无数城市见闻时,他们则要告诉他,村里有哪些新闻,这一段时间里他们收听到哪些音乐节目,此时,在他们3个人的心目中,矮小的土屋容纳的是整个宇宙。随后,他想像着十八岁的英娜-施特廖姆的漫不经心的傲慢表情,奥列格往后连走近她都会没有勇气。再就是这两者的邀请——两个女人都邀请他住到自己家里去——也使他大伤脑筋:该怎样正确理解她们的用意呢?在那个使奥列格的心灵脱模成形的冰冷世界里,没有“不带杂念的好心”这样的现象和这样的观念。奥列格简直把这样的好心给忘了。所以,此时他用任何理由来解释这种邀请都行,可就是无法把它理解成纯粹的好心。她们打的是什么主意,他又该怎样对付?——这他心里都不清楚。他辗转反侧,手指空捻着无形的烟卷……奥列格从床上爬起来,头昏脑涨地往外走。在幽暗的穿堂里,紧靠病房的门,西市加托夫照例在地板上的一只盆里坐浴,坚持医治自己的能骨。他已不像先前那样耐心地怀着希望,而是处于绝望的迷们之中。在值班护士的小桌旁,背朝西市加托夫,有一位肩膀瘦削。个儿不高的女人身穿白布衫伏在台灯下。但这不会是一位女护士,因为今天是图尔贡值夜班,大概他已经到医生会议室里睡觉去了。这是那位与众不同、颇有教养的戴眼镜的护理员伊丽莎白-阿纳托利耶夫娜。她在晚上已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了,现在正坐在那里看书。在奥列格住院的两个月里,这位勤勤恳恳、一副聪明模样的护理员,曾不止一次爬到他们床下去擦洗地板,而他们病人都躺在床上;她在床下搬动科斯托格洛托夫藏在尽里头的靴子,从未指责过他;她还用抹布擦拭墙板;把痰盂倒掉并洗刷得干干净净;她把贴有标签的瓶子分送给病人;凡是护士不必沾手的重的、脏的和有所不便的东西,她都主动拿来或取走。她只是任劳任怨地工作,她在这癌症楼里就愈不被人注意。有句古话说了已经两千年:长着眼睛并不意味着看得见。然而,坎坷的生活能够提高识别人的能力。在这栋楼里,有些人一下子就互相认识了。虽然没有规定的制服、肩章和臂章使他们有别于其余的人,他们还是很容易互相辨认出来,仿佛额头上有什么闪光的标志,仿佛手心和脚掌上有什么烙印。(实际上这方面的迹象确实很多,例如:脱口而出的一个词儿;说这个词儿时的语调;话与话之间嘴唇的撇动;别人表情严肃时,此人却在微笑;别人都在笑的时候,此人却绷着脸。)就像乌兹别克人或卡拉卡尔帕克人在医院里毫不费力就能认出他们的同胞那样,这些人,哪怕曾被罩在铁丝网阴影中一次,就有这种本领。科斯托格洛托夫同伊丽莎白-阿纳托利耶夫娜就是如此,他俩早已互相认出了对方,早已心照不宣地互相打招呼了。可是他们始终没有机会交谈。现在奥列格走近她的小桌旁,故意老远就让拖鞋发出声响,免得她受惊:“晚上好,伊丽莎白-阿纳托利耶夫娜!”她看书时不戴眼镜。她转过头来——这转头动作的本身就跟她随时听候使唤的转头动作有某种无以名状的不同。“晚上好,”她微微一笑,带着在自己宅邻接待上宾似的拥种上了年纪的资夫人式的全部尊严。他们怀着良好的祝愿、不慌不忙地互相注视着对方。这种眼神表明,他们随时愿意为对方提供帮助。然而,真要涉及帮助,他们却无能为力。奥列格倒着毛发蓬松的脑袋,想看清那是本什么书。“又是法文的?具体说,是什么书?”“是克劳德-法雷尔写的。”这位奇怪的护理员回答时把“劳”这个音发得比较软。“您的法文书都是从哪儿弄来的?”“城里有一个外文图书馆。另外,我还从一位老妇人那儿借来看。”科斯托格洛托夫斜瞅着那本书,就像一条狗斜瞅~只鸟儿标本:“可您为什么老是看法文书呢?”她眼角和嘴角的鱼尾纹既刻着她的年龄,又刻着她经历的磨难,也刻着她的智慧。“那样不会感到痛苦,”她回答说。她的嗓门一向不大,说话声音很轻。“又何必怕痛呢?”站久了他觉得吃力。她注意到这一点,便将一把椅子挪给他。“在我们俄罗斯,赞叹‘巴黎!巴黎!’有多久了?大概有两百年了吧?让人耳朵都嗡嗡直响,”科斯托格洛托夫咕呶道。“那里的每一条街,每一家酒店,我们恐怕也都能背出来。可我就是不知趣——一点也不向往巴黎!”“一点也不向往?”她笑了,奥列格也跟着笑了起来。“宁可接受看管和监督?”他们的笑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似乎刚刚开始,却又不可能继续下去。“是真的不向往,”科斯托格洛托夫喃喃地抱怨。“他们整天无所事事,轻浮浅薄,口舌也多。可真想喝住他们问一问:喂,朋友们!要你们干苦活,行吗?叫你们光吃黑面包没有热菜汤,受得了吗?”“这是没有道理的。人家已脱离了黑面包阶段的生活。那是经过奋斗得到的。”“也许是这样。也许这是我出于妒忌。不管怎样,反正想喝住他们问问。”坐在椅子上,科斯托格洛托夫时而偏向左边,时而偏向右边,仿佛过高的身躯对他是个负担。他并不拐弯抹角,而是十分自然地直接问道:“您是由于丈夫的问题而受到连累吗?还是由于自己的问题?”她也同样直截了当地回答,有如对方在问她值班的事:“是全家一起被抓的。闹不清究竟谁连累了谁。”“现在也都在一起吗?”“不,哪能呢!女儿死在流效地。战后我们转到这里来。丈夫在这里第二次被抓走,送进了劳改营。”“这么说,现在只有您一个人?”“还有一个小儿子。8岁。”奥列格望着她那并没有颤动起来博取怜悯的脸。是啊,他们所进行的是事务性的谈话。“第二次是在1949年?”“是的。”“这是意料之中的。那是在哪个劳改营?”“靠近泰会特火车站。”奥列格又点了点头:“明白了。那是湖区劳改营。实际地点可能在勒拿河边,信箱地址是泰舍特。”“您也到过那里??”她遏制不住心中的希望!“没有,不过那地方我倒是知道。什么事情都是纵横交错的。”“是杜扎尔斯基,您遇见过没有?……在任何地方都没碰到过吗?…”她仍然抱着希望!说不定碰到过……现在马上就可以谈起他的情况……“杜扎尔斯基?……”奥列格咂了咂嘴。“没有,没碰到过。不可能所有的人都碰到。”“一年写两封信!”她抱怨说。奥列格点点头。一切都正常。“可是去年只来了一封信。在5月份。从那时起就一直没有!…”她只剩下一线希望了,死死地抱着一线希望。女人毕竟是女人。“这您不要在意!”科斯托格洛托夫有把握地向她解释。“每个人一年写两封信,可您知道合起来有几千几万封?而检查当局又懒得要命。在斯帕斯克劳改营里,有一个修炉匠,也是个囚犯,夏天去检修炉子,结果在检查处的炉子里发现近两百封没有寄出的信。是他们忘记烧掉的。”尽管奥列格对她婉转解释,尽管她也好像早就应该对任何情况都能习惯了,可是此刻她仍然异常惊恐地望着他。人莫非生来如此——永远也不可能摆脱惊异的本性?“这么说,小儿子是在流放地生下来的?”她点了点头。“而现在,得靠您的工资把他抚养成人?要找个好一点的工作哪儿也不接收您?到处遭人责难是不是?你们母子是住在一个什么小小的窝棚里吧?”他似乎是在提问,但他的这些问题是无须回答的。一切都是那么清楚、明白,简直让人牙床都咬得发酸。伊丽莎白-阿纳托利耶夫娜把自己的一双由于洗被服、擦地板和在热水中浸泡变得粗糙的并有不少青紫斑和伤疤的小手,放在一本平装的、开本小巧雅致的厚书上,书的用纸显然不是国产的,再边由于裁切得很早,故有点毛糙。一如果仅仅是窝棚小,那倒问题不大户她说。“可麻烦的事情是:孩子渐渐长大懂事了,什么都要问,叫我怎样教育他呢?把事情的全部真相统统告诉他吗?要知道,就连大人也会承受不了的!那简直会把孩子的肋骨也压断!要是隐瞒真相,让他同生活妥协呢?这样做对吗?他的父亲会怎么说呢?况且,能瞒得住吗?要知道,孩子自己会观察,能看出来。”“把真相统统告诉他!”奥列格果断地把一只手掌压在台玻璃上。他说这话的口气好像自己曾亲手把几十个孩子抚养大,而且做法无不成功。她曲着两手的手指抵住头巾下的太阳穴,忧虑不安地望着奥列格。她的神经受到了触动!“父亲不在,教育儿子可真难啊!要知道,这是需要有固定的生活轴心和指针的,可是这到哪儿去找呢?老是把握不住方向,时而往这边偏,时而又往那边斜……”奥列格默然不语。这种情况他过去也听说过,可不能理解。“这就是为什么我读法国的小说,不过只是利用值夜班的机会。我不知道那些作者是不是故意不谈比较重大的问题,当时外界的生活是不是也是这样残酷——我不知道,反正我读着心里平静。”“当成麻醉剂?”“当成思赐,”她转过头来,由于包着白头巾,模样像个修女。“我不知道在我们身边有什么书读了不叫人心烦。有的书把读者当作傻瓜。有的书倒是没有假话,作者也因此十分自豪。他们深刻地研究考证某某伟大诗人于一八见几年坐马车经过的是哪条村道,他在某一页上提到过的一位贵妇是谁。也许他最终把这一点解释清楚也是花了功夫的,可这是多么四平八稳!他们选择了一条没有风险的道路!只不过今天仍在受苦受难的活人与他们全不相干。”她年轻的时候人们可能会叫她利利她。当年她这鼻梁还预料不到自己会出现架眼镜的凹痕。这姑娘也有过眉目传情、傻笑打闹的时刻,她生活中也有过紫丁香、花边裙和象征派的诗——任何一个吉赛女郎都没预言过她将在亚洲某地当勤杂工了结此生。“文学作品里的一切悲剧,在我看来,同我们经历的现实相比简直太可笑了,”伊丽莎白-阿纳托利耶夫娜坚持说。“阿伊达还被允许到地牢里去同亲爱的人死在一起。可我们连亲人的消息也不让知道。要是我也到湖区劳改营去……”“您不必去!去了也没有用!”“…在学校里,孩子们写作文,题目有关于安娜-卡列尼娜不幸的、悲惨的、被断送的以及还有别的什么的一生。然而,难道安娜算得上不幸?她选择了爱情,并为爱情付出了代价,这是幸福!她是一个自由的、骄傲的人!可要是在和平时期有身穿军大衣、头戴大盖帽的人闯过你生在那里和一直住在那里的房屋,命令全家在24小时内离开那所房屋,离开那座城市,而且只允许带你那双力气有限的手所能带的东西呢?……”这双眼睛所能够哭出来的泪水,早已经哭干了,从那里求必还能流出什么来。不过,为了发出最后的诅咒,里边也许还会燃起炽烈而纯净的火。“…你要是把门打开,招呼路上的行人,说不定他们会从你的家里买去点什么,不,还不如说是奶几个小钱给你买面包吃,那时,那些嗅到了气味的商人——世上的事他们什么都知道,就是没料到轰雷有朝一日也会劈到他们头上!——居然毫不知耻地出百分之一的价钱买你母亲传下来的钢琴,而你那头上扎着蝴蝶结的小女儿,最后一次坐下来准备弹一首莫扎特的曲子,但却放声大哭,跑开了,试想,我还去读《安娜-卡列尼娜》干什么?莫非我自己的这番经历还不够吗…我从哪本书里可以读到关于我们的事情?关于我们的事情!难道说真的要过100年不成?”尽管她差不多是在大声疾呼了,然而多年恐惧的训练毕竟没有使她失去控制:她没有呼喊,这不是呼号。只有科斯托格洛托夫听得见她的声音。是的,也许还有在盆里坐浴治疗的西布加托夫听得见。在她的叙述中可以看到的迹象并不算多,但也不算太少。“列宁格勒?”奥列格问。“1935年?”“您认出来了?”“你们是住在哪一条街?”“富尔施塔德街,”伊丽莎白-阿纳托利耶夫娜缓慢地回答,声调哀怨但又略带欣慰。“那您呢?”“扎哈里耶夫街。就在旁边!”“就在旁边……那时您几岁?”“14岁。”“您什么也不记得吗?”“很少。“您不记得?那时就像发生了地震——住宅的大门敞开着,有人过去,拿了东西又离开,谁也不问谁。要知道,全城有四分之一的人家遭放逐。您不记得了?”“不,我记得。但可耻的是,当时我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学校里向我们解释,为什么必须这样做,为什么这是有益的。”有如被经绳勒紧了的母马,这位渐渐变老的护理员把脑袋上下移动着说:“关于围困时期——谁都会讲!关于围困时期——长篇叙事诗也有人写!这都是允许的事情。可是围困时期以前呢,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似的。”是啊,是啊。有一次西布加托夫也是这样在盆里坐热水浴,卓姐就坐在这个地方,而奥列格也像今天这样,坐在这张小桌子旁边,他们在这盏台灯下交谈——不也是谈围困吗?至于围困时期以前,那座城市里似乎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奥列格叹了口气,弯着臂肘斜托脑袋,心情沮丧地望着伊丽莎白-阿纳托利耶夫娜。“惭愧,”他轻声说。“为什么在灾难还没有临到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亲人头上时,我们就无动于衷?人的本性怎么是这样的?”除此之外,还使他感到惭愧的是,他把感受这样的折磨着得比帕米尔的顶峰还高:女人要求于男人的究竟是什么,不能少于什么?仿佛生活的意义就集中在这一点上。仿佛除此之外,在他的故乡既没有苦痛,也没有幸福。心中感到惭愧,但也舒坦多了。别人的不幸像潮水似的在退落,也冲走了他自己的不幸。“在这之前,有那么几年,”伊丽莎白-阿纳托利耶夫娜回忆道,“曾勒令贵族迁出列宁格勒。大约也有10万人,而这曾引起我们特别注意了吗?其实,当时那里剩下的算是什么贵族啊!老的老,小的小,可怜巴巴的。我们明明知道,却眼睁睁地看着,无动于衷:反正没碰到我们自己。”“你们也就买了他们的钢琴?”“可能买下了。当然,买了。”这时奥列格才算看清楚了,这个女人还不到50岁。可是单从表面来看,她已经是个老太婆了。从白头巾里边垂下的一绝头发也跟一般老人的头发一样平直,已卷曲不起来。“那末,你们是什么时候被迫迁走的?由于什么?定成了什么?”“能由于什么呢?还不是叫做社害么。或者叫做社危——社会危害分子。这属于特殊条款,不用审讯,方便得很。”“您丈夫是做什么的?”“普通老百姓。音乐厅里的一个吹长笛的。喝醉酒爱发议论。”奥列格想起了自己死去的母亲——也是这样一个早衰的老妇,也是这样一个忙忙碌碌的知识妇女,也是这样由于没有丈夫而孤立无援。如果是住在同一个城市里,他也许能为这个女人提供一定的帮助,给她的儿子指点方向。然而,就像被大头针钉在格格和框框里的昆虫标本那样,各人有各人的位置。“和我们很熟的一户人家,”此刻,沉默了那么久的一颗灵魂,一旦开了口,也就不停地讲下去了,“有两个大孩子,儿子和女儿,都是富有热情的共青团员。有一天,他们全家突然被勒令迁居。两个孩子赶到共青团区委去请求‘保护’。那里对他们说:‘我们一定保护你们。给你们纸,照这样写:兹申请自今日起不要再把我看作某某人的儿子、女儿,我声明同该两名社会危害分子划清界限,并保证今后同他们脱离关系,不与他们保持任何联系。”奥列格驼起了脊背,瘦削的肩头突到前头,脑袋耷拉着。‘根多人都写了……”“是的。可是这兄妹俩说:让我们考虑考虑。他们回到家里,把团证往炉子里一扔,就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去流放地。”西市加托夫那里有了动静。他攀位床架子,正在从坐盆里站起来。伊丽莎白-阿纳托利耶夫娜急忙过去把那盆水端走。奥列格也站起身来,在上床睡觉之前,他必然要到楼下去走一趟。在楼下走廊里,他从焦姆卡所住的那间小屋的门前经过。跟焦姆卡同住在这间屋子里的另一个病人,做过手术以后于星期一死了,现在那个床位安排给刚开过刀的舒卢宾了。这扇门一向关得很严实,但现在却虚格着,里边黑洞洞的。晦暗中可以听到很困难的呼啸声。而护士一个人影也不见:她们要么在别的病人那里,要么睡觉去了。奥列格把门缝开大些,探头过去。焦姆卡睡着。这是舒卢宾呻吟时发出的呼啸声。奥列格进去了。走廊里的幽光从半开着的门洞透进去一点点。“阿列克谢-菲利波维奇!……”呼吭声停了。“阿列克谢-菲利波维奇…您不舒服吗?”“啊?”猛然发出的这一声也像是呻吟。“您不舒服吗?…要不要给您拿点儿什么?……要开灯不?”“是谁啊?”由于惊恐而引起一阵咳嗽,接着又是不停地呻吟,因为咳嗽把他震痛了。“是科斯托格洛托夫-奥列格。”他已经走到床前弯下腰来,开始辨认枕头上舒卢宾的大脑袋。“要不要给您拿什么来?让护士来吗?”“不——需——要,’将卢宾费力地吐出这几个字。他没有再咳嗽,也没有再呻吟。奥列格对屋子里的晦暗愈来愈适应了,甚至能分辨出枕头上的想发。“我不会整个儿死去,”舒卢宾喃喃地说。“整个儿我不会死去。”看来,他在说胡话。科斯托格洛托夫在被子上摸到一只发烫的手,轻轻地拍了拍:“阿列克谢-菲利波维奇,您会活下去的!坚持住,阿列克谢-菲利波维奇!”“一小块碎片,是吗?……是一小块碎片吧?……”病人在喃喃自语。这时奥列格领悟到,舒卢宾并没有说胡话,甚至还认出了他,而且再次提起手术前他们的最后一次谈话。当时他曾说过:“有时候我是那么清楚地感觉到我身上有什么,就是说,我身上并非全都是我。好像有一种很难被摧毁的、十分崇高的东西在!似乎是一种‘宇宙精神’的一小块碎片。您没有这样的感觉吗?”

这是一个普通的工作日,巡诊也是一般性的: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独自去看由她负责照爱克斯光的那些病人,到了楼上穿堂里,一个护士陪她一起去。这个护士就是卓娅。她们在西布加托夫床边站了一会,但由于对这个病号采取任何新的措施都由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亲自决定,所以她们没待多久就走进病房里去了。原来,她俩的身材高低完全一样:嘴唇、眼睛、帽子都相应在同一水平线上。但因卓娅结实得多,所以显得大些。可以设想,过两年她自己当上了医生,那她看上去会比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来得神气。她们沿着另一排床位走去,奥列格始终只看到她们的背影,看到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帽子下面深褐色的发会,还有卓娅帽子底下露出的金色望发。然而,即使对卓娅这金色的馨发,奥列格也已有两次在她值夜班的时候没去看过了。她从未说过什么,可他猛然意识到,她之所以那么迟迟不肯让步,那么令他烦恼和生气,完全不是出于卖弄风情,而是由于恐惧:害怕迈过从暂时到永久这条界线。要知道,他可是个永久的流刑犯。跟一个永久的流刑犯在一起——这是闹着玩的吗?就是在这条界线上奥列格刹那间头脑清醒了过来,意识到自己是什么人。那一排床位今天全是照光病人,所以她们的进度较慢,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在每一个病人的身边都坐一坐,看一看,谈上几句话。在艾哈迈占那里,她看过他的皮肤、看过病历上以及最近一次验血单上的各种数据之后说:“很好,照光快要结束了!你可以回家啦!”艾哈迈占高兴得合不拢嘴。“你家在哪儿?”“卡拉巴伊尔。”“好,你可以回到那里去了。”“我的病好了?”艾哈迈占咧着嘴。“好了。”“完全好了?”“眼下已经完全好了。”“这么说,我不用再来了?”“过半年你再来。”“既然完全好了,为什么还要再来?”“让我们瞧瞧。”就这样,她走完了整整一排床位,一次也没向奥列格这边转过头来,始终背对着他。只有卓娅总共朝他那个角落瞥了一眼。她瞥了一眼,带着从某个时刻起所产生的那种特殊轻松感。在巡诊的时候,她总是能够找到只有他一个人才能看到她眼睛的那种时刻,并且抓紧时机把眼睛里闪烁的喜悦火花传递给他,就像发莫尔斯电码那样,进发的火花一长一短,一划一点。然而,正是根据这种明显的轻松感奥列格有一次才猛然醒悟:这不像车轮继续往前滚动那么轻松,而是就自愿的程度来说早已是森严壁垒的那种轻松——防线是很难突破的。是的,的确是这样,既然这个自由的人不能抛弃列宁格勒的住宅,岂不也无法离开这里?当然,幸福在于跟谁一起,而不在于在什么地方,但在大城市里毕竟……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在瓦季姆床边待了很久。她看了他的腿,摸了两侧腹股沟,尔后又触摸了腹部、骼部,不断问他觉得怎么样,还提了一个对于瓦季姆来说是陌生的问题:饭后有什么感觉,吃了不同的东西有什么不同的感觉。瓦季姆思想集中,她轻声地问,他也轻声地回答。当出乎他意外地摸到右骼并问起饮食的时候,瓦季姆问:“您是在检查肝吧?”他想起母亲;陆走之前似乎无意中也摸了摸那个地方。“你什么都想知道,”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摇了摇头。“如今的病人们什么都懂,简直可以把白大褂脱给你们穿了。”头发乌黑油亮。皮肤黝黑泛黄的瓦季姆,脑袋端端正正搁在白枕头上,他以严肃而敏锐的目光望着医生,有如一尊少年神像。“这我明白,”他轻声说。“我看过一些书,知道是怎么回事。”这话说得一点也不咄咄逼人,没有要汉加尔特表示同意或立即向他解释一切的意思,这反倒使薇加感到窘迫,无言以答,坐在他那床边上,好像很对不起他。他模样端正,年纪轻轻,想必也十分聪明,他使我加想起与她家很熟的一个家庭里的一个青年。那人垂死期拖得很长,头脑十分清楚,医生们却都束手无策。正是由于看到他的这种情况,当时还在上8年级的激加才改变了将来当工程师的主意,决心成为医生。但是如今面对着眼前的这个病号,她也无能为力。瓦季姆床旁窗台上一只罐头瓶子里盛着深褐色的恰加煎汁,常有其他病人怀着羡慕的心情来看这种药汁。“您在喝矿?”“是的。”汉加尔特本人并不相信恰加,她过去从未听人说起过这种东西,不过,它至少没有害处,这不是伊塞克湖草根。如果病人相信这种药,那只会有好处。“关于放射性金的事进行得怎样了?”她问。“不管怎样还是答应了。也许最近能给,”他还是那么全神贯注而沉郁地说。“但是这东西看来还不能直接拿到手,得从上面逐级往下转来。请您告诉我,”他直盯着汉加尔特的眼睛,“如果要过……两个星期才能送到,是不是就会转移到肝脏了?”“不会,您说什么呀!当然不会!”汉加尔特确有把握而又兴致勃勃地说了个谎,看来也使他信服了。“如果您愿意知道的话,那我可以告诉您:这个过程是以多少个月来计算的。”(可是她在骼骨那儿摸来摸去干什么?为什么还问饮食后有什么反应?……)瓦季姆倾向于相信她的话。要是能够相信,那就会好受些……在汉加尔特坐在瓦季姆床边上的这段时间里,卓娅由于没什么事情可做,便转过头去就近从侧面瞧瞧奥列格窗台上的一本书,之后又瞧瞧他本人,并通过眼神向他问了什么问题。但究竟问什么,闹不清楚。她那眉毛扬起并发出疑问的眼睛看上去很美,不过奥列格却无动于衷,默然不答。现在,爱克斯射线也给照够了,何必紧接着来这种秋波游戏,他不理解。别的还无所谓,玩这种眉来眼去的把戏,他觉得自己未免太老了些。他根据今天巡诊的做法,正准备接受详细检查,所以已脱去了病号上衣,正欲把贴身的衬衣也脱下来。但薇加-科尔尼利耶夫娜结束了对扎齐尔科的巡诊,擦擦手朝这边转过脸来时,不仅不向科斯托格洛托夫微笑,不仅不请他详细述说,不坐到他的床边上,就连看他的时候也只是目光一惊而过,仅够表明巡诊的下一个对象就是他了。不过,仅凭这短暂的一瞥,科斯托格洛托夫就已看出这双眼睛是多么冷漠。给他输血的那天这双眼睛所焕发的那种光彩和喜悦,甚至原先那种亲切的好感以及原先那种关切的同情——一下子全从她眼睛里消失了。眼睛变得视而不见了。“科斯托格洛托夫,”汉加尔特说,但视线却基本上是投向鲁萨诺夫。“还是那么继续治疗。倒也奇怪,”她看了卓娅一眼,“激素疗法好像没有引起什么反应。”卓娅耸了耸肩膀:“莫不是由于机体的局部特殊性?”她显然把汉加尔特医生的话理解成作为一个同行跟她商量,因为再过一年她医学院毕业也将成为医生了。但是汉加尔特对于卓娅所提出的看法根本没听进去,而是用完全不像商量的口气问她:“是否按严格规定给他打了针?”反应迅速的卓娅稍稍把头一昂,略微瞪大了她那浅褐色的。有点凸出的眼睛,直盯着医生,流露出由衷的惊讶:“这不会有什么疑问吧?……凡是规定的疗程……总是严格执行!”要是再进一步,卓娅简直会认为是受到了侮辱。“至少在我值班的时候是这样……”别人值班的情形问不到她头上,这是明摆着的。可是“至少”这两个字她是一带而过的,不知为什么正是这含糊而匆促的声音使汉加尔特确信卓娅在撒谎。既然针剂没有充分显示作用,那就是说必定有人没给他注射!这不能是玛丽亚。也不可能是奥林皮阿达佛拉季斯拉沃夫娜。而众所周知,卓娅在值夜班的时候……然而,根据卓娅那大胆的、准备反击的眼神,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意识到这是无法证明的,卓娅也知道这无法证明而决心顶住!单娘硬顶的劲头和否认的决心之强,使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反倒坚持不住,从而垂下了眼睛。每当她对人产生不快的想法时,总是把眼睛垂下。她负疚地垂下了眼睛,而得胜的卓娅却继续用自尊心受到伤害的坦直的目光审视着她。卓娅胜利了,但她当即明白不能再冒这样的风险:万一东佐娃也来盘问,而病号里的某个人,比如鲁萨诺夫出来作证,说她什么针也没给科斯托格洛托夫打过,那就可能失去医院里的这个位置,并在学校里造成不良的影响。冒险——究竟为了什么?那游戏的轮子已经到了无法继续再滚的地步了。于是卓娅以撕毁协议(即不给他打针的协议)的眼神对奥列格打量了一下。奥列格明显看出,薇加连看都不想看他,但完全不明白原因何在,为什么如此突然?似乎什么事情也没发生。思想上没有任何准备。诚然,昨天在穿堂里她背过身去没有看他,但当时他以为那是偶然的。这就是女人的特点,他把这些特点完全忘了!她们身上的一切都是这样:一吹也就没了。只有跟男子汉才可能有持久、平稳、正常的关系。卓娅也是一样,她把睫毛一扬,不也是在责怪他。她胆怯了。既然针要开始打,他们之间还会剩下什么,还会有什么秘密?然而,汉加尔特的想法是什么?一定要他把这些针都打下去?为什么她对这种针剂如此重视?听她摆布是不是代价太大?……去她的吧!而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此时正以关切和温暖的口吻跟鲁萨诺夫谈话。这种温暖更衬托出她对奥列格的态度是多么生硬。“在我们这儿您现在对打针已经习惯了。您适应得很好,大概还不愿停止呢,”她开玩笑说。(明摆着,你是想拍人家的马屁!)鲁萨诺夫在等医生给他巡诊时,看到和听到了汉加尔特同卓娅之间的冲突。作为病房里的邻居,他是知道那丫头为了自己的野汉子在撒谎,知道她跟啃骨者是串通一气的。假如问题只涉及啃骨者一个人,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大概会向医生告密,当然不是在巡诊时公开说出来,而是有可能在医生工作室里偷偷地谈。但他不愿得罪卓娅,说也奇怪,在这里住了一个月的医院,他懂得,就连最不起眼的护士也能把你气火,狠狠地报复你。医院里有自己的一套从属体系,在他住院期间,为了与已无关的一点小事,哪怕是跟一个护士的关系搞僵也是不足取的。如果啃骨者因执得连针也不愿意打,那就让他坐以待毙好了。即使死了也是活该。至于他自己,鲁萨诺夫坚信现在是不会死的。肿瘤消得很快,他每天都怀着满意的心情等候巡诊,以便让医生向他证实这一点。今天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也证实肿瘤在继续消退,疗程进展顺利,而虚弱和头疼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能渐渐被克服。她还说要给他输血。现在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非常珍视那些了解他最初肿瘤情况的病人所提供的旁证。如果啃骨者不算在内,这样的见证人病房里只剩下艾哈迈占一人,还有就是这几天刚从外科病房回来的费德拉乌。他脖子上的刀口愈合得比较好,不像当初波杜耶夫那样,而每一次换药,缠在上面的绷带都减少一些。费德拉乌回来以后睡的是恰雷的那张床,这样也就成为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的第二位邻居。让鲁萨诺夫睡在两个流刑犯之间——这件事本身,毫无疑问,是有辱他的尊严的,也可说是命运的嘲弄。如果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还跟从前一样,那他一定会去找院方作为一个原则性的问题提出来:能否这样把领导干部跟有害于社会的不轨分子混在一起。然而,在这五个星期里,一直被肿瘤牵着鼻子折腾的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好像是变善良了些,或者说想开了些。对啃骨者可以把背朝着他,况且他近来已不大出声,很少动弹,一直躺着。至于费德拉乌,如果迁就一下,作为一个邻居还是可以容忍的。费德拉乌感到非常兴奋的首先是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的肿瘤消退得那么快——只有原先三分之一了,而且,按照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的要求,他看了又看,赞了又赞。他很有耐心,不好胜争强,随时准备听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对他讲什么,从来也不反驳。关于工作,可想而知,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是不能在这里多讲的,但是关于自己衷心喜爱、不久就会回到那里去的家,为什么不可以详详细细地谈呢?这方面没有什么机密,费德拉乌当然愿意听听别人是怎么舒舒服服生活的(将来大家都会有那样的生活)。一个人过了40岁,根据他的住房就完全可以判断出他的贡献。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分作几次娓娓道来,谈及他的住房的布局和陈设,第一间席二间、第三间如何如何,阳台是什么样的,有哪些设备。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记性很好,他清楚地记得每一个立柜、每一张沙发是在何时何地。花多少钱买的,都有什么优点。他尤其详细地向这位邻床的病人介绍了自己的洗澡间,用什么材料铺地面、什么材料贴墙壁,介绍瓷砖的踏脚板、放肥皂的小台、枕脑袋的圆凹口、热水龙头、淋浴装置、挂毛巾的装置。这一切可并不是无足轻重的小事。这就是生活的组成和存在,而存在决定意识,应当使生活愉快。舒适,这样也就会有正确的意识。正如高尔基所说:健康的头脑寓于健康的体魄。头发和眉睫谈得几乎没有颜色的费德拉乌,听着鲁萨诺夫动人的叙述,简直目瞪口呆,从来不顶嘴,甚至在缠着绷带的脖子允许的范围内连连点头。这个沉静的人虽然是日耳曼血统,虽然是个流迁者,却可以说是个相当体面的人,跟他在病房里作邻居倒还可以。要知道,这个人形式上还是个共产党员呢。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曾以其直截了当的一贯作风当面对他这样讲:“把你们流放,费德拉乌,乃是国家的需要。您懂吗?”“我懂,我懂,”费德拉乌带着不能弯曲的脖子直哈腰。“要知道,当时不这样做不行。”“当然,当然。”“对于国家所采取的一切措施,应当正确理解,其中也包括流放。无论怎样,您应当珍惜这一点:可说是还保留了您的党籍。”“那还用说!当然……”“而党内职务您过去不是也没担任过吗?”“没有,没担任过。”“一直是普通工人?”“一直是机修工。”“我也曾经是个普通工人,可是您瞧,后来怎样被提升了!”他们还详细地谈到各自的子女,原来,费德拉乌的女儿亨里埃塔已在州立师范学院念二年级了。“啄,您想想!”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惊讶地说,简直是感慨万千。“‘这可是应当珍惜的:您虽然被流放,女儿却照样上大学!在沙俄时代谁能做这样的梦想!没有任何阻碍,不受任何限制!”这时亨里希-雅各博维奇第一次表示了不同意见:“只是从今年起才取消了限制。过去必须监督处许可才行。大专院校曾多次把报考材料退了回来,说什么考试成绩不合格,可谁能到那里去查对!”“毕竟您的女儿在上大学二年级!”“您哪里知道,她篮球打得很好。正是因为这一点才录取了她。”“不管是由于什么而录取的,总得讲点公道话嘛,费德拉乌。何况从今年起限制已完全取消了。”总的说来,费德拉乌是在农业部门工作,而鲁萨诺夫是在工业部门工作,他对费德拉乌进行辅导也是很自然的事情。“现在,有了一月全会的决议,你们的工作一定会大有起色,”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善意地开导他。“这毫无疑问。”“因为在各拖拉机站的业务区建立指导小组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环。这一措施定能解决问题。”“是的。”但光说“是的”还不够,应当好好领会,于是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又向这位容易说通的邻居仔细解释,为什么拖拉机站在建立了指导小组之后会变成坚强的堡垒。他还同费德拉乌讨论过共青团中央号召栽种玉米的问题,谈到青年们今年怎样大抓玉米,这也将使农业的整个面貌从根本上改观。从昨天的报纸他们读到关于改变农业计划制订办法的消息——现在他们又有许多话题可谈了!总之,费德拉乌是个很好的邻居,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有时干脆读报给他听。有些消息,要不是在医院里闲得无聊,他自己是不会逐字阅读的。例如:关于为什么在没有同德国缔结和约之前不能同奥地利缔结和约的声明;拉科西在布达佩斯的讲话;反对可耻的巴黎协定的斗争怎样燃烧起来;在西德对那些曾参与集中营暴行的人的审判如何敷衍塞责、姑息纵容。有时他还把多得吃不了的自备食品请费德拉乌哈,也把医院的伙食分一部分给他。然而,尽管他们交谈的声音很轻,却总觉得拘束,因为他们的谈话显然始终都被舒卢宾听到了,——这只猫头鹰就坐在费德拉乌的邻床上,默然不语,动也不动。自从这个人来到病房里,你任何时候都忘不了他的存在;他那沉得抬不起来的眼睛正在盯着什么,耳朵显然什么都听得见;如果他眨巴眼睛,说不定是表示反对。对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来说,他呆在那儿就构成了一种经常性的压力。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曾试图引他开口,了解一下他心里想的是什么,或者让他说说自己得的什么病,但是舒卢宾只是回答寥寥几句丧气的话,甚至认为没有必要谈自己的肿瘤。他要是坐着,也总是处于某种紧张的状态,不像一般人那样坐着休息,而是坐在那里练功,就连舒卢宾的这种紧张的坐相也使人感到他时刻怀有戒心。有时他坐得累了,就站起来,但他走路似乎也疼,一瘸一拐地走上几步就停下来站着,一站就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一动不动,这同样是异乎寻常、令人感到压抑的。况且舒卢宾还不能站在自己床前——那会把门挡住;在通道上也不能站——会妨碍别人走路。因此他看中了科斯托格洛托夫的窗子和扎齐尔科的窗子之间的墙壁。他站在那里,居高临下,像敌人的哨兵似的临视着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的一切:看他吃了什么,做了什么,说了什么。只要他的背靠到那边墙上,他就会在那里站很久很久。今天巡诊后他就这样站着。他站在奥列格和瓦季姆视线的交接点上,像墙壁上凸出的~座浮雕。奥列格与瓦季姆,虽然床位的安置方式使他们两人的目光经常相遇,但互相交谈不多。首先,两人都感到恶心,多余的话根本不想说。其次,瓦季姆早就向所有的人声明过:“同志们,靠说话去使一杯水变热的话,声音不大,得两千年,而大喊大Pn,也得75年。这还必须以热量不从杯子里散发为前提,请各位想一想,东扯西拉的闲聊究竟有什么好处?”更何况他们每人都向对方说过一些使其不快的话,也许并非故意。瓦季姆对奥列格说:“就该斗争!我不明白,你们在那边为什么不斗争。”(这话说得有道理。但奥列格还不敢开口讲他们是怎么进行斗争的。)奥列格则对瓦季姆说:‘她们那么舍不得金子是要留给谁?你父亲为祖国献出了生命,他们为什么不给你?”这话说得也有道理。瓦季姆自己也愈来愈经常这样想,这样问。但是从旁人口中听到这个问题却不好受。一个月以前他还认为妈妈的奔波是多此一举,利用父亲的功劳要求照顾是难为情的。但现在,他带着一条好像被捕兽器夹住的腿,却渴望妈妈打来电报告诉他好消息,他一直在卜算,希望妈妈能如愿以偿!靠父亲的功劳而得救诚然受之有愧,但是凭本人的才华得救却完全理直气壮,只不过分配金子的人不可能知道他的才华。怀着尚未震世和难以抑制的才能是痛苦的,仿佛是欠下了债务,而未能使才能放出异彩、壮志未酬离开人世,简直比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比这间病房里其他任何人的死都悲惨得多。一种孤独感在瓦季姆的血液里搏动和颤栗,倒不是因为妈妈或加利亚不在他身边,没有人来看望他,而是因为周围的人也罢,医务人员也罢,掌握着他的命脉的人也罢,都不知道活下去对他来说比对所有其他的人是多么更为重要!这个想法像锤子似的在他头脑里敲个不停,从希望到绝望,以致他无法领会自己正在阅读的书的内容。他读了整整的一页,却猛然发现什么也没有读懂,脑袋发沉,再也无法像山羊跑坡一般顺着别人的思路驰骋。他对着书本发呆,旁人看来他在读书,其实并没在读。腿被夹住了,整个生活也跟腿一起被拖住了。他这样坐着,舒卢宾则站在他床旁的墙边,忍受着疼痛,默然不语。科斯托格洛托夫也默默地躺着,脑袋从床边往下耷拉。就这样,他们像童话里的3只座董,能够保持很长时间的沉默。奇怪的是,恰恰是他们3人中最能保持沉默的舒卢宾忽然问瓦季姆:“您确信不是在自找苦吃吗?这一切对您有什么用?为什么非要这样呢?”瓦季姆抬起了头。他那一双近乎乌黑的眼睛打量着老头,似乎不相信这长长一串问话是从他口中吐出来的,说不定问题本身也令人惊讶。然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奇怪的问题是他听错了或者不是这老头子提出来的。老头那圆鼓鼓的发红的眼睛好奇地斜瞅着瓦季姆。瓦季姆是知道该怎样回答的,但不知为什么他感觉不到通常那种一触即发的冲动,不急于作出反应。他的回答似乎有气无力,声在不高,意味深长:“这事儿有意思。我不知道世上还有什么比这更有意思的。”不管内心怎样焦躁不安,不管腿怎样疼痛难忍,不管那致命的8个月怎样流逝,瓦季姆还是在克制忍耐中找到快慰,只当任何人头上都没有笼罩愁苦,只当他们是在疗养所,而不是在癌症楼。舒卢宾低着头凝视地板。后来,在躯干保持不动的情况下,他做了一套奇怪的动作:脑袋转圈儿,脖子则按螺旋形扭动,好像要把脑袋甩掉,可又办不到。他说:“‘有意思’——这不成其为理由。做生意也有意思。赚钱。数钞票、置产业、盖房子、添家具——这一切也都有意思。按这种解释,科学并不比一系列唯利是图、极不道德的行径高尚。”一种奇怪的观点。瓦季姆耸了耸肩膀:“不过,要是我的确认为有意思呢?要是我的确认为没有比这更有意思的事情了呢?”舒卢宾把一只手的手指伸展开——它们自己发出了咯吱声。“如果从这样的前提出发,您永远也创造不出任何合乎道德的东西来。”这倒真是彻头彻尾的奇谈怪论。“而科学本来就没有义务创造精神财富,”瓦季姆解释说。“科学创造的是物质财富,为此人们才支持它。访问,您是把哪一种称为合乎道德的呢?,,舒卢宾闭上了眼睛,好半天才睁开。之后又来一次。他侵吞吞地说:“能使人的灵魂相映生辉的那种。”“科学正是那样带来光明的,”瓦季姆微微一笑。“但不是带给灵魂!……”舒卢宾伸出一个指头摇了摇。“既然您说‘有意思’,可您有没有走进集体农庄的养鸡场去待过5分钟?”“没有。”“那就请您想像一下:一个又长又矮的棚子。里面很暗,因为窗户就像几道缝隙,还带有铅丝网,防止鸡往外飞。一名女饲养员要管2,500只鸡。棚里是泥地,而鸡老是又啄又刨,空气里的灰尘之多,简直需要戴防毒面具。她还得从早到晚把极不新鲜的小鲜鱼放在没有盖的大锅里煮——不消说,散发的尽是臭味。没有人替她的班。夏天从凌晨3点直干到天黑。才对岁的她,看上去有50岁。您觉得这个饲养员的工作有意思吗?”瓦季姆十分惊讶,皱了皱眉头:“可我为什么要考虑这个问题?”舒卢宾伸出一个指头指着瓦季姆:“做买卖的人也是这样想的。”“正是由于科学不发达,饲养员才吃这样的苦,”瓦季姆找到了有力的论据。“只要科学发达,所有的养鸡场都会非常漂亮。”“在科学发达之前,您不是每天早晨都往煎锅里打3个鸡蛋吗?”舒卢宾闭上了一只眼睛,用睁着的另一只看人,这样就更使人感到不快。“在科学还没发达到那种程度之前,您是否愿意到养鸡场去工作一段时间?”“这不会使他觉得有意思的!”科斯托格洛托夫处于倒悬状态发出粗鲁的声百。鲁萨诺夫以前就发现舒卢宾在讨论农业问题时表现出十分自信,因为有一次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就谷物问题阐述什么道理,舒卢宾插进来对他作了纠正。现在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也来刺一下舒卢宾:“您莫不是毕业于季米里亚泽夫农业科学院?”舒卢宾浑身一抖,向鲁萨诺夫转过头去。“不错,是季米里亚泽夫农业科学院毕业的,”他感到惊讶地加以确认。刹那间,他趾高气扬,现出神气十足的样子,但接着就又驼着个背,犹如一只被剪去翅膀的鸟,飞又不像飞,还是和原来一样动作笨拙地一瘸一拐向自己的床铺那里走去。“那您为什么去当图书管理员呢?”鲁萨诺夫得意洋洋地追问了一句。但舒卢宾已不再搭话了。他缄默不语,像个树墩。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对那些在生活道路上不是向上、而是往下走的人,从来都不尊重

  傍晚,作为最后一个离开病房的人,瓦季姆也走了,因为胶体金已经送到,所以他被转到放射病室里去了。

  这样一来,病房里的老病号只剩下奥列格一人,他把一张张床位反复看遍,回想着每一张床最初住的是谁,先后死了多少人。不过数了数,死去的人似乎并不算多。

  病房里窒闷得很,外面又是那么暖和,所以科斯托格洛托夫睡前把一扇窗子打开了一道缝。春天的空气隔着窗台向他滚滚扑来。在医疗中心的围墙外,是一些小院落,那儿的房子又旧又矮,从这些小院落里也传来春天的活跃声息。由于隔着医疗中心的砖墙,这些小院落里的生活情景是看不见的,但此时可以清楚地听到各种声响——时而传来关门的声音,时而又传来喝斥孩子的声音;有醉汉的狂言乱语,有唱片的瓮鸣;而熄灯之后,已经很晚了,还可以听到一个女人以深沉有力的低音拖声拖调地在唱,不知是伤心还是得意:

  一个矿工小伙子呀,

  被她带呀带回了家……

  所有的歌儿唱的都是这类内容。所有的人想的也都是这类事情。可是奥列格必须想点别的。

85155金沙下载,  明天得早点起床,也需要保存一些体力,可是偏偏这一夜奥列格怎么也睡不着。要想的和无需想的一切全都浮现在他的脑海里:跟鲁萨诺夫还没结束的辩论;舒卢宾还没说完的话题;还有他自己要向瓦季姆阐述的一些论点;也有被枪杀的茹克的脑袋,以及昏黄的煤油灯光映照下卡德明夫妇那栩栩如生的面孔——当他向他们讲述无数城市见闻时,他们则要告诉他,村里有哪些新闻,这一段时间里他们收听到哪些音乐节目,此时,在他们3个人的心目中,矮小的土屋容纳的是整个宇宙。随后,他想像着十八岁的英娜·施特廖姆的漫不经心的傲慢表情,奥列格往后连走近她都会没有勇气。再就是这两者的邀请——两个女人都邀请他住到自己家里去——也使他大伤脑筋:该怎样正确理解她们的用意呢?

  在那个使奥列格的心灵脱模成形的冰冷世界里,没有“不带杂念的好心”这样的现象和这样的观念。奥列格简直把这样的好心给忘了。所以,此时他用任何理由来解释这种邀请都行,可就是无法把它理解成纯粹的好心。

  她们打的是什么主意,他又该怎样对付?——这他心里都不清楚。

  他辗转反侧,手指空捻着无形的烟卷……

  奥列格从床上爬起来,头昏脑涨地往外走。

  在幽暗的穿堂里,紧靠病房的门,西市加托夫照例在地板上的一只盆里坐浴,坚持医治自己的能骨。他已不像先前那样耐心地怀着希望,而是处于绝望的迷们之中。

  在值班护士的小桌旁,背朝西市加托夫,有一位肩膀瘦削。个儿不高的女人身穿白布衫伏在台灯下。但这不会是一位女护士,因为今天是图尔贡值夜班,大概他已经到医生会议室里睡觉去了。这是那位与众不同、颇有教养的戴眼镜的护理员伊丽莎白·阿纳托利耶夫娜。她在晚上已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了,现在正坐在那里看书。

  在奥列格住院的两个月里,这位勤勤恳恳、一副聪明模样的护理员,曾不止一次爬到他们床下去擦洗地板,而他们病人都躺在床上;她在床下搬动科斯托格洛托夫藏在尽里头的靴子,从未指责过他;她还用抹布擦拭墙板;把痰盂倒掉并洗刷得干干净净;她把贴有标签的瓶子分送给病人;凡是护士不必沾手的重的、脏的和有所不便的东西,她都主动拿来或取走。

  她只是任劳任怨地工作,她在这癌症楼里就愈不被人注意。有句古话说了已经两千年:长着眼睛并不意味着看得见。

  然而,坎坷的生活能够提高识别人的能力。在这栋楼里,有些人一下子就互相认识了。虽然没有规定的制服、肩章和臂章使他们有别于其余的人,他们还是很容易互相辨认出来,仿佛额头上有什么闪光的标志,仿佛手心和脚掌上有什么烙印。(实际上这方面的迹象确实很多,例如:脱口而出的一个词儿;说这个词儿时的语调;话与话之间嘴唇的撇动;别人表情严肃时,此人却在微笑;别人都在笑的时候,此人却绷着脸。)就像乌兹别克人或卡拉卡尔帕克人在医院里毫不费力就能认出他们的同胞那样,这些人,哪怕曾被罩在铁丝网阴影中一次,就有这种本领。

  科斯托格洛托夫同伊丽莎白·阿纳托利耶夫娜就是如此,他俩早已互相认出了对方,早已心照不宣地互相打招呼了。可是他们始终没有机会交谈。

  现在奥列格走近她的小桌旁,故意老远就让拖鞋发出声响,免得她受惊:

  “晚上好,伊丽莎白·阿纳托利耶夫娜!”

  她看书时不戴眼镜。她转过头来——这转头动作的本身就跟她随时听候使唤的转头动作有某种无以名状的不同。

  “晚上好,”她微微一笑,带着在自己宅邻接待上宾似的拥种上了年纪的资夫人式的全部尊严。

  他们怀着良好的祝愿、不慌不忙地互相注视着对方。

  这种眼神表明,他们随时愿意为对方提供帮助。

  然而,真要涉及帮助,他们却无能为力。

  奥列格倒着毛发蓬松的脑袋,想看清那是本什么书。

  “又是法文的?具体说,是什么书?”

  “是克劳德·法雷尔写的。”这位奇怪的护理员回答时把“劳”这个音发得比较软。

  “您的法文书都是从哪儿弄来的?”

  “城里有一个外文图书馆。另外,我还从一位老妇人那儿借来看。”

  科斯托格洛托夫斜瞅着那本书,就像一条狗斜瞅~只鸟儿标本:

  “可您为什么老是看法文书呢?”

  她眼角和嘴角的鱼尾纹既刻着她的年龄,又刻着她经历的磨难,也刻着她的智慧。

  “那样不会感到痛苦,”她回答说。她的嗓门一向不大,说话声音很轻。

  “又何必怕痛呢?”

  站久了他觉得吃力。她注意到这一点,便将一把椅子挪给他。

  “在我们俄罗斯,赞叹‘巴黎!巴黎!’有多久了?大概有两百年了吧?让人耳朵都嗡嗡直响,”科斯托格洛托夫咕呶道。“那里的每一条街,每一家酒店,我们恐怕也都能背出来。可我就是不知趣——一点也不向往巴黎!”

  “一点也不向往?”她笑了,奥列格也跟着笑了起来。“宁可接受看管和监督?”

  他们的笑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似乎刚刚开始,却又不可能继续下去。

  “是真的不向往,”科斯托格洛托夫喃喃地抱怨。“他们整天无所事事,轻浮浅薄,口舌也多。可真想喝住他们问一问:喂,朋友们!要你们干苦活,行吗?叫你们光吃黑面包没有热菜汤,受得了吗?”

  “这是没有道理的。人家已脱离了黑面包阶段的生活。那是经过奋斗得到的。”

  “也许是这样。也许这是我出于妒忌。不管怎样,反正想喝住他们问问。”

  坐在椅子上,科斯托格洛托夫时而偏向左边,时而偏向右边,仿佛过高的身躯对他是个负担。他并不拐弯抹角,而是十分自然地直接问道:

  “您是由于丈夫的问题而受到连累吗?还是由于自己的问题?”

  她也同样直截了当地回答,有如对方在问她值班的事:

  “是全家一起被抓的。闹不清究竟谁连累了谁。”

  “现在也都在一起吗?”

  “不,哪能呢!女儿死在流效地。战后我们转到这里来。丈夫在这里第二次被抓走,送进了劳改营。”

  “这么说,现在只有您一个人?”

  “还有一个小儿子。8岁。”

  奥列格望着她那并没有颤动起来博取怜悯的脸。

  是啊,他们所进行的是事务性的谈话。

  “第二次是在1949年?”

  “是的。”

  “这是意料之中的。那是在哪个劳改营?”

  “靠近泰会特火车站。”

  奥列格又点了点头:

  “明白了。那是湖区劳改营。实际地点可能在勒拿河边,信箱地址是泰舍特。”

  “您也到过那里??”她遏制不住心中的希望!

  “没有,不过那地方我倒是知道。什么事情都是纵横交错的。”

  “是杜扎尔斯基,您遇见过没有?……在任何地方都没碰到过吗?…”

  她仍然抱着希望!说不定碰到过……现在马上就可以谈起他的情况……

  “杜扎尔斯基?……”奥列格咂了咂嘴。“没有,没碰到过。不可能所有的人都碰到。”

  “一年写两封信!”她抱怨说。

  奥列格点点头。一切都正常。

  “可是去年只来了一封信。在5月份。从那时起就一直没有!…”

  她只剩下一线希望了,死死地抱着一线希望。女人毕竟是女人。

  “这您不要在意!”科斯托格洛托夫有把握地向她解释。“每个人一年写两封信,可您知道合起来有几千几万封?而检查当局又懒得要命。在斯帕斯克劳改营里,有一个修炉匠,也是个囚犯,夏天去检修炉子,结果在检查处的炉子里发现近两百封没有寄出的信。是他们忘记烧掉的。”

  尽管奥列格对她婉转解释,尽管她也好像早就应该对任何情况都能习惯了,可是此刻她仍然异常惊恐地望着他。

  人莫非生来如此——永远也不可能摆脱惊异的本性?

  “这么说,小儿子是在流放地生下来的?”

  她点了点头。

  “而现在,得靠您的工资把他抚养成人?要找个好一点的工作哪儿也不接收您?到处遭人责难是不是?你们母子是住在一个什么小小的窝棚里吧?”

  他似乎是在提问,但他的这些问题是无须回答的。一切都是那么清楚、明白,简直让人牙床都咬得发酸。

  伊丽莎白·阿纳托利耶夫娜把自己的一双由于洗被服、擦地板和在热水中浸泡变得粗糙的并有不少青紫斑和伤疤的小手,放在一本平装的、开本小巧雅致的厚书上,书的用纸显然不是国产的,再边由于裁切得很早,故有点毛糙。

  一如果仅仅是窝棚小,那倒问题不大户她说。“可麻烦的事情是:孩子渐渐长大懂事了,什么都要问,叫我怎样教育他呢?把事情的全部真相统统告诉他吗?要知道,就连大人也会承受不了的!那简直会把孩子的肋骨也压断!要是隐瞒真相,让他同生活妥协呢?这样做对吗?他的父亲会怎么说呢?况且,能瞒得住吗?要知道,孩子自己会观察,能看出来。”

  “把真相统统告诉他!”奥列格果断地把一只手掌压在台玻璃上。他说这话的口气好像自己曾亲手把几十个孩子抚养大,而且做法无不成功。

  她曲着两手的手指抵住头巾下的太阳穴,忧虑不安地望着奥列格。她的神经受到了触动!

  “父亲不在,教育儿子可真难啊!要知道,这是需要有固定的生活轴心和指针的,可是这到哪儿去找呢?老是把握不住方向,时而往这边偏,时而又往那边斜……”

  奥列格默然不语。这种情况他过去也听说过,可不能理解。

  “这就是为什么我读法国的小说,不过只是利用值夜班的机会。我不知道那些作者是不是故意不谈比较重大的问题,当时外界的生活是不是也是这样残酷——我不知道,反正我读着心里平静。”

  “当成麻醉剂?”

  “当成思赐,”她转过头来,由于包着白头巾,模样像个修女。“我不知道在我们身边有什么书读了不叫人心烦。有的书把读者当作傻瓜。有的书倒是没有假话,作者也因此十分自豪。他们深刻地研究考证某某伟大诗人于一八见几年坐马车经过的是哪条村道,他在某一页上提到过的一位贵妇是谁。也许他最终把这一点解释清楚也是花了功夫的,可这是多么四平八稳!他们选择了一条没有风险的道路!只不过今天仍在受苦受难的活人与他们全不相干。”

  她年轻的时候人们可能会叫她利利她。当年她这鼻梁还预料不到自己会出现架眼镜的凹痕。这姑娘也有过眉目传情、傻笑打闹的时刻,她生活中也有过紫丁香、花边裙和象征派的诗——任何一个吉赛女郎都没预言过她将在亚洲某地当勤杂工了结此生。

  “文学作品里的一切悲剧,在我看来,同我们经历的现实相比简直太可笑了,”伊丽莎白·阿纳托利耶夫娜坚持说。“阿伊达还被允许到地牢里去同亲爱的人死在一起。可我们连亲人的消息也不让知道。要是我也到湖区劳改营去……”

  “您不必去!去了也没有用!”

  “…在学校里,孩子们写作文,题目有关于安娜·卡列尼娜不幸的、悲惨的、被断送的以及还有别的什么的一生。然而,难道安娜算得上不幸?她选择了爱情,并为爱情付出了代价,这是幸福!她是一个自由的、骄傲的人!可要是在和平时期有身穿军大衣、头戴大盖帽的人闯过你生在那里和一直住在那里的房屋,命令全家在24小时内离开那所房屋,离开那座城市,而且只允许带你那双力气有限的手所能带的东西呢?……”

  这双眼睛所能够哭出来的泪水,早已经哭干了,从那里求必还能流出什么来。不过,为了发出最后的诅咒,里边也许还会燃起炽烈而纯净的火。

  “…你要是把门打开,招呼路上的行人,说不定他们会从你的家里买去点什么,不,还不如说是奶几个小钱给你买面包吃,那时,那些嗅到了气味的商人——世上的事他们什么都知道,就是没料到轰雷有朝一日也会劈到他们头上!——居然毫不知耻地出百分之一的价钱买你母亲传下来的钢琴,而你那头上扎着蝴蝶结的小女儿,最后一次坐下来准备弹一首莫扎特的曲子,但却放声大哭,跑开了,试想,我还去读《安娜·卡列尼娜》干什么?莫非我自己的这番经历还不够吗…我从哪本书里可以读到关于我们的事情?关于我们的事情!难道说真的要过100年不成?”

  尽管她差不多是在大声疾呼了,然而多年恐惧的训练毕竟没有使她失去控制:她没有呼喊,这不是呼号。只有科斯托格洛托夫听得见她的声音。

  是的,也许还有在盆里坐浴治疗的西布加托夫听得见。

  在她的叙述中可以看到的迹象并不算多,但也不算太少。

  “列宁格勒?”奥列格问。“1935年?”

  “您认出来了?”

  “你们是住在哪一条街?”

  “富尔施塔德街,”伊丽莎白·阿纳托利耶夫娜缓慢地回答,声调哀怨但又略带欣慰。“那您呢?”

  “扎哈里耶夫街。就在旁边!”

  “就在旁边……那时您几岁?”

  “14岁。”

  “您什么也不记得吗?”

  “很少。

  “您不记得?那时就像发生了地震——住宅的大门敞开着,有人过去,拿了东西又离开,谁也不问谁。要知道,全城有四分之一的人家遭放逐。您不记得了?”

  “不,我记得。但可耻的是,当时我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学校里向我们解释,为什么必须这样做,为什么这是有益的。”

  有如被经绳勒紧了的母马,这位渐渐变老的护理员把脑袋上下移动着说:

  “关于围困时期——谁都会讲!关于围困时期——长篇叙事诗也有人写!这都是允许的事情。可是围困时期以前呢,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似的。”

  是啊,是啊。有一次西布加托夫也是这样在盆里坐热水浴,卓姐就坐在这个地方,而奥列格也像今天这样,坐在这张小桌子旁边,他们在这盏台灯下交谈——不也是谈围困吗?

  至于围困时期以前,那座城市里似乎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

  奥列格叹了口气,弯着臂肘斜托脑袋,心情沮丧地望着伊丽莎白·阿纳托利耶夫娜。

  “惭愧,”他轻声说。“为什么在灾难还没有临到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亲人头上时,我们就无动于衷?人的本性怎么是这样的?”

  除此之外,还使他感到惭愧的是,他把感受这样的折磨着得比帕米尔的顶峰还高:女人要求于男人的究竟是什么,不能少于什么?仿佛生活的意义就集中在这一点上。仿佛除此之外,在他的故乡既没有苦痛,也没有幸福。

  心中感到惭愧,但也舒坦多了。别人的不幸像潮水似的在退落,也冲走了他自己的不幸。

  “在这之前,有那么几年,”伊丽莎白·阿纳托利耶夫娜回忆道,“曾勒令贵族迁出列宁格勒。大约也有10万人,而这曾引起我们特别注意了吗?其实,当时那里剩下的算是什么贵族啊!老的老,小的小,可怜巴巴的。我们明明知道,却眼睁睁地看着,无动于衷:反正没碰到我们自己。”

  “你们也就买了他们的钢琴?”

  “可能买下了。当然,买了。”

  这时奥列格才算看清楚了,这个女人还不到50岁。可是单从表面来看,她已经是个老太婆了。从白头巾里边垂下的一绝头发也跟一般老人的头发一样平直,已卷曲不起来。

  “那末,你们是什么时候被迫迁走的?由于什么?定成了什么?”

  “能由于什么呢?还不是叫做社害么。或者叫做社危——社会危害分子。这属于特殊条款,不用审讯,方便得很。”

  “您丈夫是做什么的?”

  “普通老百姓。音乐厅里的一个吹长笛的。喝醉酒爱发议论。”

  奥列格想起了自己死去的母亲——也是这样一个早衰的老妇,也是这样一个忙忙碌碌的知识妇女,也是这样由于没有丈夫而孤立无援。

  如果是住在同一个城市里,他也许能为这个女人提供一定的帮助,给她的儿子指点方向。

  然而,就像被大头针钉在格格和框框里的昆虫标本那样,各人有各人的位置。

  “和我们很熟的一户人家,”此刻,沉默了那么久的一颗灵魂,一旦开了口,也就不停地讲下去了,“有两个大孩子,儿子和女儿,都是富有热情的共青团员。有一天,他们全家突然被勒令迁居。两个孩子赶到共青团区委去请求‘保护’。那里对他们说:‘我们一定保护你们。给你们纸,照这样写:兹申请自今日起不要再把我看作某某人的儿子、女儿,我声明同该两名社会危害分子划清界限,并保证今后同他们脱离关系,不与他们保持任何联系。”

  奥列格驼起了脊背,瘦削的肩头突到前头,脑袋耷拉着。

  ‘根多人都写了……”

  “是的。可是这兄妹俩说:让我们考虑考虑。他们回到家里,把团证往炉子里一扔,就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去流放地。”

  西市加托夫那里有了动静。他攀位床架子,正在从坐盆里站起来。

  伊丽莎白·阿纳托利耶夫娜急忙过去把那盆水端走。

  奥列格也站起身来,在上床睡觉之前,他必然要到楼下去走一趟。

  在楼下走廊里,他从焦姆卡所住的那间小屋的门前经过。跟焦姆卡同住在这间屋子里的另一个病人,做过手术以后于星期一死了,现在那个床位安排给刚开过刀的舒卢宾了。

  这扇门一向关得很严实,但现在却虚格着,里边黑洞洞的。晦暗中可以听到很困难的呼啸声。而护士一个人影也不见:她们要么在别的病人那里,要么睡觉去了。

  奥列格把门缝开大些,探头过去。

  焦姆卡睡着。这是舒卢宾呻吟时发出的呼啸声。

  奥列格进去了。走廊里的幽光从半开着的门洞透进去一点点。

  “阿列克谢·菲利波维奇!……”

  呼吭声停了。

  “阿列克谢·菲利波维奇…您不舒服吗?”

  “啊?”猛然发出的这一声也像是呻吟。

  “您不舒服吗?…要不要给您拿点儿什么?……要开灯不?”

  “是谁啊?”由于惊恐而引起一阵咳嗽,接着又是不停地呻吟,因为咳嗽把他震痛了。

  “是科斯托格洛托夫·奥列格。”他已经走到床前弯下腰来,开始辨认枕头上舒卢宾的大脑袋。“要不要给您拿什么来?让护士来吗?”

  “不——需——要,’将卢宾费力地吐出这几个字。

  他没有再咳嗽,也没有再呻吟。奥列格对屋子里的晦暗愈来愈适应了,甚至能分辨出枕头上的想发。

  “我不会整个儿死去,”舒卢宾喃喃地说。“整个儿我不会死去。”

  看来,他在说胡话。

  科斯托格洛托夫在被子上摸到一只发烫的手,轻轻地拍了拍:

  “阿列克谢·菲利波维奇,您会活下去的!坚持住,阿列克谢·菲利波维奇!”

  “一小块碎片,是吗?……是一小块碎片吧?……”病人在喃喃自语。

  这时奥列格领悟到,舒卢宾并没有说胡话,甚至还认出了他,而且再次提起手术前他们的最后一次谈话。当时他曾说过:“有时候我是那么清楚地感觉到我身上有什么,就是说,我身上并非全都是我。好像有一种很难被摧毁的、十分崇高的东西在!似乎是一种‘宇宙精神’的一小块碎片。您没有这样的感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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